周梅森:以《人民的名义》向老巴尔扎克致敬

2017-04-21 10:18 人民网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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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巴尔扎克是个好作家,却不是个好商人。他一生从事过许多生意,从印刷铸字到香脂肥皂,都以失败告终。商海沉浮,让老巴尔扎克尝够了破产、倒闭、清算、负债的痛苦。这使得他在同时代的作家中,对金钱怀有最深刻最透彻的认识和感受,让他及时窥见了法国社会的种种奥秘,看到了资本繁荣景象下的种种罪恶,成就了伟大的《人间喜剧》。少年时,我在一片文化荒漠中迷上文学,就是因为一本《巴尔扎克传》。直到今天年过六旬,我仍没忘记巴尔扎克在拿破仑塑像下刻下的那铿锵的字句:你用剑未完成的事业,我要用笔来完成。

巴尔扎克的笔征服了世界。《人间喜剧》描绘了19世纪前期法国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交替历史时期壮阔的社会画卷:金钱至上,金钱取代了荣耀的贵族头衔,崛起的资产阶级历史性地走上了法兰西社会政治舞台,他们为占有财富,不惜欺诈和暴力掠夺。巴尔扎克以敏锐的观察思考和沉浮其间的深刻体验,在《人间喜剧》中为我们塑造了高老头、葛朗台、拉斯蒂涅、吕西安、伏托冷等一个个经典的文学人物形象,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奠了基,对后世的现实主义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和老巴尔扎克一样,我也赶上了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经历了一个东方大国的经济崛起过程;我也执迷商海,从年轻时在房地产法还没出台时参股集体房企搞房地产开发,在邮票大的土地上盖房,直到今天证券市场上的投资。坦白地说,我比巴尔扎克幸运,虽然其间有过不小的挫折和失败,甚至差点儿倾家荡产,但不像巴尔扎克那么悲惨。我分享了中国崛起的成果,虽没暴富却也获得了财务自由,至少无须像巴尔扎克那样,靠写作靠挣稿费去偿还积欠的债务。当然,今天靠写小说来还债几无可能。

老巴尔扎克一生受到金钱的压迫,很关注金钱的秘密。我从一个禁欲时代走进一个物欲蓬勃的时代,也很关注金钱的动向。我很吃惊地发现,金钱在中国历史上似乎从没获得过如此赫然的荣耀:人们为了占有更多的财富,可以相互欺诈掠夺;各种面目可疑的主义和主张的屁股上总打着金钱的烙印;一切都被产业化了,包括教育、文化和医疗卫生;或粗糙或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遍地可见,很多人信奉金钱至上,世道人心被腐蚀。

尤其不能容忍的是,腐败官僚们的贪婪和无耻无底线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上至副国级领导人、部长、将军,下到处长、科长、小办事员,腐败事件层出不穷,“前腐后继”不再是民间的一句玩笑话。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严峻时刻奋起反腐,赢得了党心民心,让我不能不关注。

老巴尔扎克认为,作家不仅要摹写社会现象,还要阐明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指出人物、欲念和事件背后的深刻意义,创造出典型人物。艺术家不仅要描写罪恶和德行,而且要指出其中的教育意义——艺术家必须同时是道德家和政治家……

这些主张在新派作家眼中或许已老旧不堪,但我至今仍奉若神明。巴尔扎克和他的批判现实主义主张影响了我一生的创作,从早年写历史,到今天写现实。我觉得巴尔扎克对我来说有个重要意义,那就是其作品对历史和社会的巨大思考量的追求。当代作家有几位还把对社会的思考量当回事?丹纳认为,对于事物有总体观是高级才智的标志。然而,现在的长篇小说似乎不需要对事物的总体观和总体把握,不需要生活积累,也不需要深刻思考,以为脸盆浴缸里制造的波澜就足以入书成说,长篇小说门槛变得很低。有评论家指出:这样的局面如果成为主流,长篇小说将难以完成本来的文化功能,变得徒有其名。

容纳对社会现实巨大思考量的长篇小说是需要力度和力量的。就《人民的名义》的创作来说,它需要对这个时代纷杂的政治社会现象作出思考和呼应,对腐败成灾的现实有批判的勇气,还要鼓荡起人们的豪情。在创作中,我忠实于现实主义原则,力图发掘出人物、欲念和事件背后的意义,尽力创造出典型人物形象。从人性上挖掘,根据人物的成长环境,写出特定的人物命运,道出社会各阶层芸芸众生对这个时代痛彻心扉的感受。注重对正反两方面典型的刻画——像沙瑞金、侯亮平、高育良、祁同伟以及各社会层次人物的描绘,像郑西坡父子、蔡成功、高小琴等,力求使得这部小说的文学人物的画廊不断增量。不必讳言,我一直有英雄情结,对侯亮平、沙瑞金、李达康、易学习这些人物的塑造,就是要复活人们心中的英雄审美情结。文学评论家汪政曾这样评论《人民的名义》“以英雄人物为引领,对社会全景式的反映和富有哲学意味的反思使得长篇小说再次显露出史诗的光芒,这无疑是一种崇高的美。”

谨以《人民的名义》向老巴尔扎克和他的不朽主义致敬!

责任编辑:华欣欣(QX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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