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之
关键词：话剧《商鞅》
《商鞅》又演了。作为上海话剧20年来的扛鼎之作，《商鞅》曾经在2008年推出“青春版”，2015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以下简称“上话”）成立20周年，《商鞅》作为上话20周年纪念的开幕之作，不但请来了“商鞅”这一角色的首位饰演者尹铸胜来饰演A角，并且连续三年重新将该剧搬上舞台，每次更替的演员不超过上一版的30%，旨在对这部被视作海派话剧经典的剧作加以传承。
《商鞅》在上海话剧界的地位有多重，熟悉这几年上海话剧生态的观众有切身体会。在过去10年里，悬疑话剧和都市情感话剧在上海观众中圈粉无数，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上海戏剧圈的业内人士一谈到上海话剧的现状，无不痛心疾首地痛斥上海话剧的浅薄与浮躁、重商业而轻思想。每当到这个时候，《商鞅》便成了上海话剧的门面担当，是上海戏剧人对“我们上海戏剧”的最后一念。
承担了如此重的责任，《商鞅》的传承势在必行。到了2017年的今天，该剧依然继承了21年前首演时的“历史剧暴力美学”，2015年尹铸胜在戏中磕破了头，还获得了导演陈薪伊的大力赞赏。陈薪伊坦言，那些用力过猛的元素是有意为之，为的是保持秦腔的艺术特色。必须承认的是，引进传统戏曲因素确实为整部戏锦上添花，秦腔激昂豪迈的风格与商鞅革命的雄心壮志是贴合的，戏曲的元素将人物的精神状态与情感状态在舞台上风格化而仪式感地外化出来，其演绎难度也决定了这部剧并非每个演员都能挑战，如果能在《商鞅》中担任重要角色，这是演员的骄傲。
《商鞅》几乎获得了中国话剧的所有重要奖项，也启发了上海之后的历史剧创作，就是历史剧的厚重，得有股激昂的“秦腔范儿”。大约从2013年开始，上话先后排演了《韩信》、《将军行》等几部历史剧，也是对外界关于海派话剧浅薄浮躁口诛笔伐的平衡，看齐的标准，正是《商鞅》。《韩信》继承了《商鞅》的暴力美学，只是演员台词功底有限，中气不足以让大剧场的每一位观众听清楚台词，因此演出的时候，需要演员借助“小蜜蜂”扩大音量，而带来的噪音也让观演体验大打折扣。《将军行》剧本同样出自《商鞅》编剧姚远先生之手，为了向《商鞅》看齐，演出用力、音乐滥情，将原本意图的厚重感演出了古装言情剧的喜感。
《商鞅》为上海的历史话剧所带来的错误印象，除了必须借鉴传统曲艺和用力过猛的演出风格以外，文本上也倾向于把主人公塑造成一个高大全的主旋律形象，因此总是在剧本中强调主人公忍辱负重的部分而忽略了叙事逻辑。《商鞅》在从剧本到舞台的过程中已有这方面的倾向。比如公叔痤与景监仅凭少年商鞅质问苍天、哀叹命运不公，便判断他才华横溢而要将之纳入门下，这样的举动过于草率。而全剧首次正面展示商鞅的才华，已经是他投奔秦国以后的事情。翻翻史书，《史记》与《旧唐书》对于商鞅的评价都颇有微词，据说历史上的商鞅被施以车裂之刑后，从家中搜索出不少财物。话剧版的商鞅，则活脱脱是名无产阶级革命家。塑造成无产阶级革命家并非姚远先生的本意，这是搬上舞台后导演的二度创作。
剧本同样遭遇大刀阔斧改编的《将军行》中，大将军王翦为秦朝统一六国献计献策、带兵打仗，而后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其鞠躬尽瘁的程度，比起被托孤的诸葛孔明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然，《韩信》、《将军行》等剧的失败并非《商鞅》造成的，但如果不是硬要向《商鞅》看齐，这两部剧作虽有缺陷但也有自己的内部逻辑，不至于失去了风格演成了一个四不像。比如若要在配乐上借鉴传统戏曲，对于文本的文采总归是有要求的，像《韩信》那样硬把粗糙的大白话拗出一股文言味，台词风格与剧中语境南辕北辙，而《将军行》因为改编严重，改编者功力不及原作者，文采贫乏、人物割裂也是意料中事。
这样的盲目效仿，透露的是背后的创作自卑，带来的效果则是造成观众理解戏剧风格的误解。前年有位北京戏剧圈的朋友特地赶到上海来看《商鞅》的纪念演出，观剧后在朋友圈里发了条感慨：“上海人排戏居然那么用力。”但根据我的个人经验，“上海历史话剧里必须有股秦腔范”，并非京沪两地印象错位的孤例，且并不局限于历史剧中。“看看北京人艺，《茶馆》一拿出来，你就知道这是北京人艺的戏，这就是风格，这就是品牌，上海找不到这样的戏。”这边厢每当上话的戏，尤其是译制话剧进京巡演时，轮到北京戏剧人怨声载道：“上海的戏就是洋气、精致，如今北京的戏糙得很，手法陈旧、剧本混乱。”殊不知这些“洋气、精致”的戏，在上海戏剧人口中正是原创力匮乏、拿来主义的证据。
摄影/甘源
◎阿之
关键词：话剧《商鞅》
《商鞅》又演了。作为上海话剧20年来的扛鼎之作，《商鞅》曾经在2008年推出“青春版”，2015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以下简称“上话”）成立20周年，《商鞅》作为上话20周年纪念的开幕之作，不但请来了“商鞅”这一角色的首位饰演者尹铸胜来饰演A角，并且连续三年重新将该剧搬上舞台，每次更替的演员不超过上一版的30%，旨在对这部被视作海派话剧经典的剧作加以传承。
《商鞅》在上海话剧界的地位有多重，熟悉这几年上海话剧生态的观众有切身体会。在过去10年里，悬疑话剧和都市情感话剧在上海观众中圈粉无数，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上海戏剧圈的业内人士一谈到上海话剧的现状，无不痛心疾首地痛斥上海话剧的浅薄与浮躁、重商业而轻思想。每当到这个时候，《商鞅》便成了上海话剧的门面担当，是上海戏剧人对“我们上海戏剧”的最后一念。
承担了如此重的责任，《商鞅》的传承势在必行。到了2017年的今天，该剧依然继承了21年前首演时的“历史剧暴力美学”，2015年尹铸胜在戏中磕破了头，还获得了导演陈薪伊的大力赞赏。陈薪伊坦言，那些用力过猛的元素是有意为之，为的是保持秦腔的艺术特色。必须承认的是，引进传统戏曲因素确实为整部戏锦上添花，秦腔激昂豪迈的风格与商鞅革命的雄心壮志是贴合的，戏曲的元素将人物的精神状态与情感状态在舞台上风格化而仪式感地外化出来，其演绎难度也决定了这部剧并非每个演员都能挑战，如果能在《商鞅》中担任重要角色，这是演员的骄傲。
《商鞅》几乎获得了中国话剧的所有重要奖项，也启发了上海之后的历史剧创作，就是历史剧的厚重，得有股激昂的“秦腔范儿”。大约从2013年开始，上话先后排演了《韩信》、《将军行》等几部历史剧，也是对外界关于海派话剧浅薄浮躁口诛笔伐的平衡，看齐的标准，正是《商鞅》。《韩信》继承了《商鞅》的暴力美学，只是演员台词功底有限，中气不足以让大剧场的每一位观众听清楚台词，因此演出的时候，需要演员借助“小蜜蜂”扩大音量，而带来的噪音也让观演体验大打折扣。《将军行》剧本同样出自《商鞅》编剧姚远先生之手，为了向《商鞅》看齐，演出用力、音乐滥情，将原本意图的厚重感演出了古装言情剧的喜感。
《商鞅》为上海的历史话剧所带来的错误印象，除了必须借鉴传统曲艺和用力过猛的演出风格以外，文本上也倾向于把主人公塑造成一个高大全的主旋律形象，因此总是在剧本中强调主人公忍辱负重的部分而忽略了叙事逻辑。《商鞅》在从剧本到舞台的过程中已有这方面的倾向。比如公叔痤与景监仅凭少年商鞅质问苍天、哀叹命运不公，便判断他才华横溢而要将之纳入门下，这样的举动过于草率。而全剧首次正面展示商鞅的才华，已经是他投奔秦国以后的事情。翻翻史书，《史记》与《旧唐书》对于商鞅的评价都颇有微词，据说历史上的商鞅被施以车裂之刑后，从家中搜索出不少财物。话剧版的商鞅，则活脱脱是名无产阶级革命家。塑造成无产阶级革命家并非姚远先生的本意，这是搬上舞台后导演的二度创作。
剧本同样遭遇大刀阔斧改编的《将军行》中，大将军王翦为秦朝统一六国献计献策、带兵打仗，而后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其鞠躬尽瘁的程度，比起被托孤的诸葛孔明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然，《韩信》、《将军行》等剧的失败并非《商鞅》造成的，但如果不是硬要向《商鞅》看齐，这两部剧作虽有缺陷但也有自己的内部逻辑，不至于失去了风格演成了一个四不像。比如若要在配乐上借鉴传统戏曲，对于文本的文采总归是有要求的，像《韩信》那样硬把粗糙的大白话拗出一股文言味，台词风格与剧中语境南辕北辙，而《将军行》因为改编严重，改编者功力不及原作者，文采贫乏、人物割裂也是意料中事。
这样的盲目效仿，透露的是背后的创作自卑，带来的效果则是造成观众理解戏剧风格的误解。前年有位北京戏剧圈的朋友特地赶到上海来看《商鞅》的纪念演出，观剧后在朋友圈里发了条感慨：“上海人排戏居然那么用力。”但根据我的个人经验，“上海历史话剧里必须有股秦腔范”，并非京沪两地印象错位的孤例，且并不局限于历史剧中。“看看北京人艺，《茶馆》一拿出来，你就知道这是北京人艺的戏，这就是风格，这就是品牌，上海找不到这样的戏。”这边厢每当上话的戏，尤其是译制话剧进京巡演时，轮到北京戏剧人怨声载道：“上海的戏就是洋气、精致，如今北京的戏糙得很，手法陈旧、剧本混乱。”殊不知这些“洋气、精致”的戏，在上海戏剧人口中正是原创力匮乏、拿来主义的证据。
摄影/甘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