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黛玉那么决绝地焚诗稿 女性天性中的高贵一直存在

2017-02-22 08:38 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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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标题:你看黛玉那么决绝地焚诗稿,女性天性中的高贵一直存在

两性、生死,不难发现,这是作家迟子建一长串小说中逃不过去的关键词。无论是雄浑苍茫的《群山之巅》,叩问生死的《白雪的墓园》,还是悲天悯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迟子建以其独有的细腻敏锐捕捉着岁月的吉光片羽。

不过,当有评论声音认为她的作品缺乏“女性意识”时,迟子建直言,她并不喜欢给作家做性别划分,因为任何划分,都带着某种傲慢与偏见,而写作其实都是个人化的。不囿于自己的小天地,视野开阔一点,并不仅仅是面向女作家的忠告。

——编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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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子建说,在她的故乡大兴安岭,冬天的时候,大家从地窖里拿出土豆切成片儿,一边烤土豆片一边喝着茶,围在火炉旁,听老人们讲故事。这成了她最早的文学启蒙。图为迟子建中篇小说《布基兰小站的腊八夜》所配插图。(徐炜绘)

每个作家走过的路都是个人的经验,我曾说过,文学经验有点像一次性消费的纸巾,可能我的经验不会对别人有用,但是如果我的文学求经路和经验,能给别人哪怕是点滴的启示,我都觉得愉快。

我的故乡是大兴安岭,中国最北的地方北极村,就是我出生的小村子。它每年有半年的时间是在飘雪,到11月,那里已披上冰雪的铠甲了。冬天时我们做什么呢?就是讲故事。烧着炉子,喝着很普通的花茶,有时我们围在火炉旁,从地窖里拿出几个土豆,切成片儿,一边烤土豆片一边喝着茶,围炉听老人们讲鬼神故事。我还记得土豆片儿被烤后,因为淀粉沉积,就像给炉盖做了一次美容,在炉盖留下一圈一圈的白白的淀粉。我那时候很小,在外婆家,在大人堆里听各种故事。他们讲的故事其实就是小说,因为故事是小说的核。

当然了,我们也知道有些小说不要这样的核,但那样的小说大多数成了软柿子,虽然甜,但很寡淡,没有嚼头。我听的这些故事多半是民间神话传说,它们是我最早的文学启蒙。

在我自幼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我看到了春天,也看到了冬天。明白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生生死死,永不止息

我是冬天出生的,从我们小山村到城里大概20里路,家长给我个三两块钱去买年画的时候,就是我最幸福的日子。你去城里书店的路上,沿着雪路走着走着,就得跑起来,因为天实在是太冷了,腊月天的大兴安岭要是只有零下20℃,那就是恩赐了。

这样的生活对我的文学确实是有影响的。很自然地盼春,因为春天太美好了。春天一到,风暖了,不用穿厚衣服了,女孩子可以穿薄薄的花衣裳了。可是这样的日子特别短。那里的春天只有半个多月,满山遍野的达子香花,就是映山红,全开了。我曾在新作《群山之巅》里写到采很多达子香花没处栽,就插在闲置的猪食槽子里,这样的细节都是真实的。

春天和夏天,也许因为太美好了,一闪即逝。我们几乎不敢种香瓜和西瓜,往往它们还在旺盛的生长期时,天就一天比一天凉了,它们没有熟的机会了。有时9月份就要下雪了,霜来了,然后满山绿叶变成了五颜六色的,五花山绚丽之极,美得醉人。到了这时候,没有成熟的果实,自然也就结束了生命。感觉什么都是有灵魂的,我觉得这些没有成熟的果实,都有一颗心,这么多颗心寂灭了,特别伤感。我很小的时候就爱伤感,骨子有一种天然的忧伤,可能与此相关。没熟的果子死了,冬天突然就来了,大自然是那么多变。而人的命运呢,其实也是如此。

大自然的风霜雨雪,还有一些朋友、邻居命运的变故,包括我个人经历的父亲和爱人的早逝等,都让我觉得生命脆弱,人生苍凉。很多批评家谈到我作品的死亡情结哪里来的,我想就是在自幼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我看了生,看了死;看到了春天,也看到了冬天;同时看到了死去的植物,在第二年春天复生。我明白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生生死死,永不止息。

批评家把这样的小说定义为“温暖”,我不敢苟同。我一直说,我作品的“暖”,是苍凉当中的温暖

冬天给予了极北之地人漫长的风雪,也给了我们对温暖的渴望,以及不屈倔强的性格。所以我作品的底色是苍凉的,我笔下的北方人也是隐忍坚强的,就像冬天的河流。黑龙江是中俄界河,每年到了12月、1月的时候,冰会越来越厚。我从小跟着大人去江上捕鱼,用冰钎砸开厚厚的冰以后,能看到江水像生命的春水一样涌流,我们从水里还能捕上鱼来——即使那样的严寒,也没能真正把一条江冻僵,因为春天又会来。

这样的气象就像人生,不管现实多么严酷,我的内心依然涌动热泉,这就是我作品中的“暖”吧。其实暖是对人性有较高的期望值,也是一种最朴素的宗教情怀。我也知道恶在人性丛林中像荆棘一样密布,悲凉之雾在人生之河中,从来就不曾远离我们。但我就想在这样的地方,在迷雾当中寻一丝丝的亮光,在这无边寒冷当中寻找这丝丝缕缕的暖。实际上我作品的“暖”,也没那么强悍,有时批评家把它夸大了。过于的“暖”,大家都知道火炉烧得太暖,烧过头了,就引起火灾了。所以说作品的温暖,要恰到好处。在这样一个苍凉的背景下,“暖”要水到渠成地呈现,不要一味地去给它一种“暖”,强加所谓“高大上”的东西。

我有一个短篇叫《白雪的墓园》,有人读了,说我写得挺温暖,这小说其实多凄切啊。1986年1月,我父亲去世了,他是在凌晨去世的,那天白天他看上去情况挺好,所以晚上我和姐夫在医院的抢救室守着他,让我妈妈去姐姐家休息了。凌晨时我看父亲不行了,赶紧让姐夫回家叫我妈。妈妈一进来看到我父亲停止呼吸了,她就哭;她是很坚强的人,她哭不像一般的人大放悲声,她是忍着的那种哭。她哭着哭着,我突然发现她的眼睛里瞬间有了一颗红豆,红红的,很大的一粒;我就想是不是从此以后我妈妈眼睛就不好使了,害怕极了。举行完我父亲的葬礼,葬礼三天后要去圆坟,我们怕她伤心,不让她去。爸爸是腊月去世的,接着就是过年,过年前按风俗还要上坟——《白雪的墓园》写的都是真实的情节。我爸爸去世后的那段时日,我妈妈眼睛里那颗圆圆的红豆一直在,我们以为它永远就伴随着她了。要过年的时候,我们姐弟三人都好好地干活,哄我母亲,怕她伤心难过。挑水、劈柴、蒸干粮等,不想让她提起父亲的话题。腊月二十七,她要跟我们一起去上坟,我们坚决不肯,飞快地跑出家,七拐八绕,把她甩开了。我们回来后,发现她哭过。第二天早晨我们起床后,突然发现她失踪了,我们特别害怕她想不开去自杀了,到处找,可哪儿都找不到她。最后她终于回家了,外面在下雪,她落了一身的雪,进来后拍打身上的雪花。那时我父亲的坟还没立碑,一般来说要转年清明才立碑,所以坟前是没有名字的,再说那是当时做白事的几个人给选的一块墓地,所以她并不知道父亲埋在哪里。但是她进来说:“我去看你爸爸去了。”我们立刻问:“你找到了吗?”她说:“我找到了,我一上山,经过一座新坟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和见到别的坟不一样,我就知道那是你爸。”

那一瞬间我们特别难过,然后看她的眼睛,发现特别清亮,原来她眼里的红豆没了! 她上了坟回来,眼里这颗一直带着多少天的、早晨时还在的红豆,突然就消失了。所以我写《白雪的墓园》的时候说,我父亲去世的一瞬,像一个顽皮的孩子在耍赖,不忍离开,他就化作一颗红豆藏在我母亲的眼睛里,直到我母亲亲自把他送过去,他才真正安心呆在另一世了。

你们现在听的这个故事,小说里面的细节,都是真实的,批评家也把这样的小说定义为“温暖”,我不敢苟同。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啊,它是多么残缺,多么忧伤!所以我一直说,我作品的“暖”,是苍凉当中的温暖。

大多数的女性是生育的,她们在生育过程中获得了对生命最直接鲜活的认知,所以从爱生活的角度、从包容的角度来讲,女性可能更浓烈一些

有批评家在谈我作品时候说,迟子建的作品虽然好,但是女性色彩不足,似乎把自己隐藏和保护起来了,写个人化的东西太少。我是尊重所有善意的批评的,因为好的批评,对作家的写作确实是一种及时的提醒,是有力的鞭策。但是对这个批评,我还是持怀疑态度的。

十七八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我的女性观》,其中的一些观点,我至今未变。我认为男女之间的关系就像太阳和月亮的关系,紧密衔接,各有各的光明,各自照耀不同的天空,不可能谁取代谁。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女性与男性最大的区别是,大多数的女性是生育的,她们在生育过程中获得了对生命最直接、最鲜活的认知,所以从爱生活的角度、从包容的角度来讲,女性可能更浓烈一些。

我个人不喜欢给作家做性别划分,因为任何的性别划分,都带着某种傲慢与偏见,而任何的写作,其实都是个人化的写作。男作家的写作难道不是个人化的写作吗?你说曹雪芹、蒲松龄、冯梦龙的写作,哪一个不是个人化写作呢?韩少功、张炜、阿来、苏童、格非、毕飞宇,他们的写作太不一样了,是不是?也正是这些差异,他们才成就了自己。还有,为什么批评家喜欢在“女”字上做文章?强调男作家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强调女作家的“女性意识”,其实还是有封建的那些东西,似乎女性就是被“看”的。所以我是不喜欢给女作家定义的,也不喜欢贴性别标签。比如说王安忆、铁凝、方方,这些优秀的女作家,如果隐去她们作品的署名,你能看出它一定就出自女作家之手吗?

女作家写女性的东西,应该是情感的自然流露,有一些女性色彩强烈的小说,特别个人化的东西,也有精彩之作,因为个人毕竟也是社会的一部分。但如果为迎合潮流,有意为之,那就是看轻自己,为自己制造了牢笼。这就需要女性有思想的深度,有心灵上真正的自由,这样才能有精神上真正的独立。当然社会也应为女性发展,提供更多的与男人同处的平等空间。

从自然属性来说,女性有善良、隐忍的性别特征,而且热爱大自然,对充满灵性的事物有着先天的直觉。所以女性成为作家——虽然我强调不要去给女性作家做标签,但我也承认,女性成为作家,确实有着一些比较先天的条件,所以你看这个世界,女巫多,男巫少。而很多优秀作品,是有“巫气”的。

看到近年来一些文学作品以及影视剧中的女性形象,越来越物质化,越来越无灵魂和操守,我真是失望。当然这里有一些人拜金主义之风的因素,让如此女性形象大行其道。我曾给本科生上课谈到元曲,关汉卿的戏剧,比如《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包括马致远写昭君出塞的《汉宫秋》,这些名剧都赋予女性至高的位置。她们尽管在生活中受到了爱情或社会关系的压迫,但她们最后的选择,都是遵从内心生活,没有那么物质地屈从于剧里的官吏。再比如《红楼梦》里曹雪芹写的那些女性,尤三姐、晴雯,甚至黛玉——你看黛玉那么决绝地焚诗稿,这些女性形象,带着那个时代女性的尊严,虽然不排除有封建因素,但女性天性当中的高贵和美好,一直存在。

我有一个好朋友,是香港科技大学的刘剑梅教授,她有两部女性文学研究著作《狂欢的女神》和《彷徨的娜拉》,娜拉就是易卜生的名剧里出走的那个。她在《狂欢的女神》里写了世界上很多优秀的女艺术家,其中包括著名的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卡洛,那么不屈的女性,我去墨西哥时参观过弗里达·卡洛的画室,蓝屋令人印象深刻。刘剑梅教授认为,当代女性的过度物质化会妨碍她们精神上的成长,影响她们的高度。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女作家和女性文学千万不要囿于自己的小天地,一定要视野开阔一点。

举个例子,我作品《额尔古纳河右岸》里面的萨满,明知道救别人一个孩子,要死一个自己的孩子,她不断地救,不断地牺牲自己的孩子,这种女性像圣母一样,这不是女性意识吗?我还写过短篇小说《逝川》,写一个接生婆,孤苦一生守着一条江,如此坚强的一个女性。我还有一个短篇《亲亲土豆》,写丈夫得了癌症以后,夫妻之间的生离死别,最后她给丈夫搭了一个土豆坟,她离开那座坟的时候,一个土豆骨碌碌地滚下来,这个寡妇往前走的时候,还回头说了一句“还跟我的脚呀?”当然还有《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的女主人公,这些女性的伤痛,这种自尊,难道不是女性吗?一个作家的心扉和她笔下的人物共融了,只不过她不歇斯底里,就缺乏女性意识吗?

我觉得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说,狭隘定义女性的形象不好。但同时也要强调,文学史上确实也有女作家写“私小说”,完全写个人经历和情怀的,也有写得很棒的,但它的比例极少。

作者:迟子建 著名作家、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

责任编辑:纪敬(QC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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