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后，为使诗歌从“低谷”的残酷现实中“突围”，诗人们通过书写方式变革、现实介入、文本打磨等一系列自外而内的尝试，开始了重构新诗在文坛和读者心中形象的努力。但是，由于新诗形象存在问题的“积重难返”，由于诗人们重建诗歌形象的方法并非十分得当，也由于当下生活尚未给诗歌生长提供更多可能，21世纪诗歌形象的重构没有在短期内把诗歌引向人们希望的那种境地，其负面价值或者说重构的障碍也不容忽视。如今的诗坛一方面热闹而有生气，甚至不时还有一线“辉煌”的假光闪过，但一方面诗的命运远未走出低谷和边缘，还透着一股内在的悲凉。
21世纪诗歌形象重构的最大困惑仍是有分量作品少的老大难问题，并且在拳头诗人的输送上还远远逊色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曾经多次提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诗歌繁荣与否的标志，主要看它能不能拥有相对稳定的偶像时期和天才代表，就像郭沫若、徐志摩之于20年代，戴望舒、艾青之于30年代，郭小川、贺敬之之于五六十年代，舒婷、北岛之于70年代那样，他们都支撑起了相对繁荣的诗歌时代。回顾新时期的诗歌历史，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尚有西川、海子、王家新、翟永明、于坚、韩东等重要诗人胜出，20世纪90年代至少也输送了伊沙、侯马、徐江、西渡等中坚力量，而诗界整体艺术水平提高的新世纪诗坛呢？在它的风格、趣尚迅疾流转的过程中，别说让人家喻户晓的，堪和马雅可夫斯基、洛尔迦、艾略特等世界级大师比肩的诗人，就是那种襟怀博大、诗魂高迈、极具终极追求的，能代表一个时代的诗人，几乎没怎么显影。而“群星”闪烁的背后没有“太阳”，多元并举的同义语是缺少规范，拳头诗人和经典诗作的匮乏，无论如何也说不上诗坛怎么繁荣。这个时期的诗人，理想都很高远，像民间写作、知识分子写作、第三条道路、低诗歌、下半身写作、中间代等诗歌群落，均有自己很高的目标定位，可惜的是创作常常在理论之后爬行，难以抵达希望的高度。
归根结底，影响新世纪诗歌形象重构的核心是写作本身问题严重。有些诗人或者在艺术上走纯粹的语言、技术的形式路线，大搞能指滑动、零度写作、文本平面化的激进实验，把诗坛变成了各式各样的竞技实验场，使许多诗歌迷踪为一种丧失中心、不关乎生命的文本游戏与后现代拼贴，绝少和现实人生发生联系，使写作真正成了“纸上文本”。像一度折腾得很凶的“废话”写作，像“口语加上回车键”的梨花体写作等等，不过是口水的泛滥和浅表的文字狂欢，有些诗作抛开那老旧拙劣的比喻和飘忽的意识自由联想，几乎没有什么。这种形式漂移，使诗人的写作过程缺少理性控制，生产出来的充其量是一种情思的随意漫游和缺少智性的自娱自乐，更别提什么深刻度与穿透力了。至于无节制的“叙事”、意象选择和构思上的艺术泛化现象，也是很多作品的通病，它们和大量底层诗歌、打工诗歌都急切面临着艺术水准的提高问题。或者在情思书写上完全深入到了日常化的琐屑之中无法自拔，无暇乃至拒绝精神提升。不能否认有些诗人始终在探寻着诗歌的本质，像马铃薯兄弟的《木质的K》、宋晓杰的《惊蛰》、李少君的《鄱阳湖边》等，就通过对生命、人生、宇宙等抽象命题的凝眸，在抒情传统的基础上增添着诗歌新的理性内涵。但更多的作者将个人化写作降格为小情小调的抒发，将诗异化为承载隐秘情感体验的器皿，而对灾难、疾病和贫困等能够传达终极价值和人文关怀的题材却施行“搁置”，生存状态、本能状态的抚摸与书斋里的智力写作合谋，使诗难以贴近转型期国人的灵魂震荡和历史境况，为时代提供出必要的思想与精神向度，最终由自语走向了对现实世界失语的精神贫血。如下半身的贴肉写作，“垃圾派”与生理需要无异的精神排泄，和数不清的无难度日常生活呈现，吃喝拉撒、饮食男女、锅碗瓢盆等毫无深度、美感的世俗题材攫取，自然难寻存在的深度、大气和轰动效应，它们事实上也构成了诗性与诗意最本质、最内在的流失。
21世纪诗歌书写形式革命日渐暴露的弊端也需警惕。不论是民刊还是网络，的确“藏龙卧虎”，但时而也是藏污纳垢的去处，用于坚的话说，它最高尚纯洁、最深刻有效，也最恶毒下流、最浅薄无聊，“阴阳两极被全面释放”。民刊如火如荼地发展，使那些不为主流刊物认可的好诗浮出地面，但也是“拔出萝卜带出泥”，好诗被发掘出来的同时，一些非诗、伪诗、垃圾诗也鱼目混珠地招摇过市，破坏了民刊的声誉。民刊的同仁化，既造就了不少风格相近的诗歌团体流派，又由于人际关系的圈子化因素带来选稿的随意而潜藏危机，一些并不优秀的诗歌混入使诗坛不再纯粹。多数民刊的即时性和短暂性，使其生存能力偏低，虽能够增进诗坛的活气和热闹，却不利于相对稳定的大诗人产生。网络写作固然便捷，增加了诗坛的平等氛围，但是“网络诗歌”的自由、低门槛和消费时代的急功近利相互作用，也把它变成了“鱼龙混杂”的所在，无厘头、快餐化、段子式的拼盘铺天盖地，粗制滥造的“垃圾”、赝品充斥各个网站，游戏、狂欢的自动化倾向明显。据传一个网名叫“猎户”者发明了一个自动写诗软件，将不同的名词、形容词、动词，按一定的逻辑关系，组合在一起，平均每小时写出417首，不到一个月就造了25万首诗，且不说其速度惊人得可怕，单就抽离了兴、观、群、怨的功能承载而言，他全部的目的只是自娱的“产品”，恐怕已经不能称之为真正的诗。也就是说，从大量的网络诗歌中读者根本感觉不到诗人灵魂的深度和艺术的美感力，写作即兴性和高速化，造成的过分直白、冗长、散化的表达，使诗歌不但无法整合语言和经验的复杂关系，就是和诗歌原本的含蓄凝练要求也相去甚远。特别是屡见不鲜的恶搞、炒作、人身攻击更使网络伦理下移，不时被某些人当作释放人性“恶”的平台。所以对网络诗歌要学会甄别，保持清醒的评价。
另外，21世纪诗歌形象重构的事件化倾向又有所抬头。诗歌向流行文化、大众时尚乃至消费经济靠拢的“变通”，向社会、现实生活的渗透，不乏令人欣喜的因素，但这种诗歌泛化说穿了就是一种媚俗的挣扎，它的直接后果是导致诗性的大面积消亡，使诗歌自由独立的精神属性日渐萎靡、缩减，所以对之该充分注意。如今，一提及当下诗歌，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梨花体、羊羔体，想到裸体朗诵、诗人假死，想到多得让人叫不上名字的诗歌奖项与诗歌活动，这不能不说是让人悲哀的事情。特别是出于文学史的焦虑，这十余年玄怪的命名综合征越发严重，什么“70后”写作、下半身写作、“80后”写作、中间代写作、垃圾派写作、低诗歌写作、新红颜写作等等，连绵不断，你方唱罢我登场，频繁的代际更迭和集体命名，反映了一种求新的愿望，但也显现出日益严重的浮躁心态，其中不少就是一种低级的炒作，它们极其不利于艺术的相对稳定性和经典的积淀与产生。因为，在诗歌的竞技场上最有说服力的永远是文本，那些事件大于文本、事件多于文本的现象应当尽早划上休止符。
可见，21世纪的诗歌形象重构如今还说不上特别成功，与真正的繁荣期尚有一段距离。这种形象重构，基本上出离了20世纪90年代“个人化写作”的审美与思想境域，不能说它把诗坛带入了生态最佳的发展阶段，但也不能说把诗坛引向了最差的狂躁时期，它虽然存在一些必须消除的偏失，但也提供了一些艺术趣尚和情感新质，只要诗人们能够在时尚和市场逼迫面前拒绝媚俗，继续关怀生命、生存的处境和灵魂的质量，在“及物”的基础上，注意提升抽象生活的技术、思维层次；同时注意张扬艺术个性，强化哲学意识，协调好当下现实与古典诗学、西方文化资源的关系，避免在题材乃至手法上的盲从现象，像学会快起来一样让写作慢下来，在优雅的心态中宁静致远，那么21世纪诗歌就会无愧于时代与读者的期待。
（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进入21世纪后，为使诗歌从“低谷”的残酷现实中“突围”，诗人们通过书写方式变革、现实介入、文本打磨等一系列自外而内的尝试，开始了重构新诗在文坛和读者心中形象的努力。但是，由于新诗形象存在问题的“积重难返”，由于诗人们重建诗歌形象的方法并非十分得当，也由于当下生活尚未给诗歌生长提供更多可能，21世纪诗歌形象的重构没有在短期内把诗歌引向人们希望的那种境地，其负面价值或者说重构的障碍也不容忽视。如今的诗坛一方面热闹而有生气，甚至不时还有一线“辉煌”的假光闪过，但一方面诗的命运远未走出低谷和边缘，还透着一股内在的悲凉。
21世纪诗歌形象重构的最大困惑仍是有分量作品少的老大难问题，并且在拳头诗人的输送上还远远逊色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曾经多次提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诗歌繁荣与否的标志，主要看它能不能拥有相对稳定的偶像时期和天才代表，就像郭沫若、徐志摩之于20年代，戴望舒、艾青之于30年代，郭小川、贺敬之之于五六十年代，舒婷、北岛之于70年代那样，他们都支撑起了相对繁荣的诗歌时代。回顾新时期的诗歌历史，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尚有西川、海子、王家新、翟永明、于坚、韩东等重要诗人胜出，20世纪90年代至少也输送了伊沙、侯马、徐江、西渡等中坚力量，而诗界整体艺术水平提高的新世纪诗坛呢？在它的风格、趣尚迅疾流转的过程中，别说让人家喻户晓的，堪和马雅可夫斯基、洛尔迦、艾略特等世界级大师比肩的诗人，就是那种襟怀博大、诗魂高迈、极具终极追求的，能代表一个时代的诗人，几乎没怎么显影。而“群星”闪烁的背后没有“太阳”，多元并举的同义语是缺少规范，拳头诗人和经典诗作的匮乏，无论如何也说不上诗坛怎么繁荣。这个时期的诗人，理想都很高远，像民间写作、知识分子写作、第三条道路、低诗歌、下半身写作、中间代等诗歌群落，均有自己很高的目标定位，可惜的是创作常常在理论之后爬行，难以抵达希望的高度。
归根结底，影响新世纪诗歌形象重构的核心是写作本身问题严重。有些诗人或者在艺术上走纯粹的语言、技术的形式路线，大搞能指滑动、零度写作、文本平面化的激进实验，把诗坛变成了各式各样的竞技实验场，使许多诗歌迷踪为一种丧失中心、不关乎生命的文本游戏与后现代拼贴，绝少和现实人生发生联系，使写作真正成了“纸上文本”。像一度折腾得很凶的“废话”写作，像“口语加上回车键”的梨花体写作等等，不过是口水的泛滥和浅表的文字狂欢，有些诗作抛开那老旧拙劣的比喻和飘忽的意识自由联想，几乎没有什么。这种形式漂移，使诗人的写作过程缺少理性控制，生产出来的充其量是一种情思的随意漫游和缺少智性的自娱自乐，更别提什么深刻度与穿透力了。至于无节制的“叙事”、意象选择和构思上的艺术泛化现象，也是很多作品的通病，它们和大量底层诗歌、打工诗歌都急切面临着艺术水准的提高问题。或者在情思书写上完全深入到了日常化的琐屑之中无法自拔，无暇乃至拒绝精神提升。不能否认有些诗人始终在探寻着诗歌的本质，像马铃薯兄弟的《木质的K》、宋晓杰的《惊蛰》、李少君的《鄱阳湖边》等，就通过对生命、人生、宇宙等抽象命题的凝眸，在抒情传统的基础上增添着诗歌新的理性内涵。但更多的作者将个人化写作降格为小情小调的抒发，将诗异化为承载隐秘情感体验的器皿，而对灾难、疾病和贫困等能够传达终极价值和人文关怀的题材却施行“搁置”，生存状态、本能状态的抚摸与书斋里的智力写作合谋，使诗难以贴近转型期国人的灵魂震荡和历史境况，为时代提供出必要的思想与精神向度，最终由自语走向了对现实世界失语的精神贫血。如下半身的贴肉写作，“垃圾派”与生理需要无异的精神排泄，和数不清的无难度日常生活呈现，吃喝拉撒、饮食男女、锅碗瓢盆等毫无深度、美感的世俗题材攫取，自然难寻存在的深度、大气和轰动效应，它们事实上也构成了诗性与诗意最本质、最内在的流失。
21世纪诗歌书写形式革命日渐暴露的弊端也需警惕。不论是民刊还是网络，的确“藏龙卧虎”，但时而也是藏污纳垢的去处，用于坚的话说，它最高尚纯洁、最深刻有效，也最恶毒下流、最浅薄无聊，“阴阳两极被全面释放”。民刊如火如荼地发展，使那些不为主流刊物认可的好诗浮出地面，但也是“拔出萝卜带出泥”，好诗被发掘出来的同时，一些非诗、伪诗、垃圾诗也鱼目混珠地招摇过市，破坏了民刊的声誉。民刊的同仁化，既造就了不少风格相近的诗歌团体流派，又由于人际关系的圈子化因素带来选稿的随意而潜藏危机，一些并不优秀的诗歌混入使诗坛不再纯粹。多数民刊的即时性和短暂性，使其生存能力偏低，虽能够增进诗坛的活气和热闹，却不利于相对稳定的大诗人产生。网络写作固然便捷，增加了诗坛的平等氛围，但是“网络诗歌”的自由、低门槛和消费时代的急功近利相互作用，也把它变成了“鱼龙混杂”的所在，无厘头、快餐化、段子式的拼盘铺天盖地，粗制滥造的“垃圾”、赝品充斥各个网站，游戏、狂欢的自动化倾向明显。据传一个网名叫“猎户”者发明了一个自动写诗软件，将不同的名词、形容词、动词，按一定的逻辑关系，组合在一起，平均每小时写出417首，不到一个月就造了25万首诗，且不说其速度惊人得可怕，单就抽离了兴、观、群、怨的功能承载而言，他全部的目的只是自娱的“产品”，恐怕已经不能称之为真正的诗。也就是说，从大量的网络诗歌中读者根本感觉不到诗人灵魂的深度和艺术的美感力，写作即兴性和高速化，造成的过分直白、冗长、散化的表达，使诗歌不但无法整合语言和经验的复杂关系，就是和诗歌原本的含蓄凝练要求也相去甚远。特别是屡见不鲜的恶搞、炒作、人身攻击更使网络伦理下移，不时被某些人当作释放人性“恶”的平台。所以对网络诗歌要学会甄别，保持清醒的评价。
另外，21世纪诗歌形象重构的事件化倾向又有所抬头。诗歌向流行文化、大众时尚乃至消费经济靠拢的“变通”，向社会、现实生活的渗透，不乏令人欣喜的因素，但这种诗歌泛化说穿了就是一种媚俗的挣扎，它的直接后果是导致诗性的大面积消亡，使诗歌自由独立的精神属性日渐萎靡、缩减，所以对之该充分注意。如今，一提及当下诗歌，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梨花体、羊羔体，想到裸体朗诵、诗人假死，想到多得让人叫不上名字的诗歌奖项与诗歌活动，这不能不说是让人悲哀的事情。特别是出于文学史的焦虑，这十余年玄怪的命名综合征越发严重，什么“70后”写作、下半身写作、“80后”写作、中间代写作、垃圾派写作、低诗歌写作、新红颜写作等等，连绵不断，你方唱罢我登场，频繁的代际更迭和集体命名，反映了一种求新的愿望，但也显现出日益严重的浮躁心态，其中不少就是一种低级的炒作，它们极其不利于艺术的相对稳定性和经典的积淀与产生。因为，在诗歌的竞技场上最有说服力的永远是文本，那些事件大于文本、事件多于文本的现象应当尽早划上休止符。
可见，21世纪的诗歌形象重构如今还说不上特别成功，与真正的繁荣期尚有一段距离。这种形象重构，基本上出离了20世纪90年代“个人化写作”的审美与思想境域，不能说它把诗坛带入了生态最佳的发展阶段，但也不能说把诗坛引向了最差的狂躁时期，它虽然存在一些必须消除的偏失，但也提供了一些艺术趣尚和情感新质，只要诗人们能够在时尚和市场逼迫面前拒绝媚俗，继续关怀生命、生存的处境和灵魂的质量，在“及物”的基础上，注意提升抽象生活的技术、思维层次；同时注意张扬艺术个性，强化哲学意识，协调好当下现实与古典诗学、西方文化资源的关系，避免在题材乃至手法上的盲从现象，像学会快起来一样让写作慢下来，在优雅的心态中宁静致远，那么21世纪诗歌就会无愧于时代与读者的期待。
（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