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最后一天，三联韬奋图书馆成了数十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们的聚集之地，“文化：中国与世界”三十周年纪念活动在此举行。上午是甘阳、苏国勋、钱理群、郭宏安、陈来、陈平原、刘小枫、梁治平、汪晖等回顾八十年代，三十年前崭露头角的青年学子如今俱是各自领域的风云人物；下午由60后、70后、80后的中青年学者接过话筒，讨论了当前学术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1985年，中国大陆的“文化热”拉开序幕，短短四年间造就了“五四”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文化反思运动。当时的知识界有三个思想文化取向各异的团体——“走向未来”编委会、“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中国文化书院，他们相互对立、相互交叉又相互影响，共同塑造了转型时期的文化思潮。
以甘阳为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以“反传统”的激烈态度闻名于世，但他们也做了一系列扎实的工作，译介了大量影响深远的西方学术著作，包括与三联书店合作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新知文库”、《文化：中国与世界》集刊，以及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人文研究丛书”等上百种出版物。其中，“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影响力最大，生命力最长，从周国平翻译的《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1986年12月面世算起，十余年间推出了五十多种现代西方学术名著，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等均是中国学界的必读经典。 而“新知文库”面向普通读者，是介绍西方和日本人文科学知识的通俗读物，也曾有非常广泛的影响。“人文研究丛书”则收录青年学人的原创著作，苏国勋、刘小枫、陈平原、汪晖、杜小真、钱理群、赵园等学者最初的重要著作都在其中。
在活动现场，甘阳和三联书店前任总经理沈昌文等人回顾了双方 “一见钟情”的往事。甘阳说，编委会曾经用了一年时间和多家出版社谈合作，结果令人沮丧，因为大家都认为《存在与时间》、《存在与虚无》太过晦涩，连编辑都看不懂。直到偶然被介绍到刚刚恢复独立建制的三联书店，出版工作才上了轨道，“他们选择了相信我们这批没有任何名气的年轻人，我们说哪本书重要，他们就配合出版。”沈昌文先生则坦承自己“违反了纪律”，“当年实在穷得一塌糊涂，我对编委会最大的支持就是给了他们一本盖着三联书店公章的空白介绍信，让他们可以对外使用，宣称自己代表三联。”结果，没几个人能看懂的书出乎意料地大受欢迎，《悲剧的诞生》首印5万册，当年销售15万册，《存在与时间》、《存在与虚无》也达到了当年销售过10万的纪录，学术书掀起这般的狂热，现在已很难想象。
甘阳、刘小枫这一代学者，大多有知青经历，八十年代起踏上学术道路，之后由于国内外局势的变迁、各种分歧以及个人志趣的差异，编委会作为一个民间学术团体在九十年代就已星散。如今众人重新聚首，总不免谈及当年的趣事，那种随心所欲的共同体氛围，带着八十年代的特殊印记。参与翻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刘锋说，“当时主要是好玩，一方面大家一块干点事情，另一方面也是在一块闲聊喝酒，这个才是真正的凝聚力，跟现在在体制下做事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成绩奠定了当代中国人了解西方现代学术的第一块基石，那么随着时代的变迁，八十年代“全盘西化”的激进态度早已成为历史，对于“古今中西之争”更为深入的理解在逐步展开，重新认识西方，建立中国的文化自主性，成为学者们的普遍追求。甘阳说，八十年代初刚进入大学的时候，想要了解西方是“零起步”，三十年过去，今天中国学术界对西方的了解，已经远远超过任何时代。“当年鲁迅提出‘拿来主义’的时代早就结束了，中国学者现在对西方已经有了更深刻的辨别力、分析批判的能力，译介一两个人的作品就令中国学者激动到不行，再也不可能了。中国学术界整体的成熟度，意味着在逐渐形成一个传统，从70后、80后的学者身上，能看到中国学术界的成长。”
学术出版总是与学术研究并肩而行。三联书店前任总经理董秀玉在发言中向学者和编辑们致敬，“三联的学术出版能够持续深入地进行，有赖于学者的帮助和引导，编辑的坚持和推动。”随着九十年代以来局势和学术风气的变化，三联有意识地调整了出版方向，一方面梳理二十世纪中国学界积累的成果，倡导当代原创著作的出版，推出了《钱锺书集》、《陈寅恪集》、“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丛书”（甘阳主编）、“三联哈佛燕京丛书”等一系列作品；另一方面承继“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的精神，出版了“学术前沿”、“社会与思想”、“西学源流”（甘阳、刘小枫主编）等大型西方学术丛书。
三十年一晃而过，一个民间学术团体，几套深入人心的书，彰显着八十年代的魅力，也无言地诉说着它的局限。一次集体回眸，不是为了怀旧的纪念，而是意在梳理学术传统，拓展思想空间。
2016年的最后一天，三联韬奋图书馆成了数十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们的聚集之地，“文化：中国与世界”三十周年纪念活动在此举行。上午是甘阳、苏国勋、钱理群、郭宏安、陈来、陈平原、刘小枫、梁治平、汪晖等回顾八十年代，三十年前崭露头角的青年学子如今俱是各自领域的风云人物；下午由60后、70后、80后的中青年学者接过话筒，讨论了当前学术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1985年，中国大陆的“文化热”拉开序幕，短短四年间造就了“五四”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文化反思运动。当时的知识界有三个思想文化取向各异的团体——“走向未来”编委会、“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中国文化书院，他们相互对立、相互交叉又相互影响，共同塑造了转型时期的文化思潮。
以甘阳为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以“反传统”的激烈态度闻名于世，但他们也做了一系列扎实的工作，译介了大量影响深远的西方学术著作，包括与三联书店合作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新知文库”、《文化：中国与世界》集刊，以及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人文研究丛书”等上百种出版物。其中，“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影响力最大，生命力最长，从周国平翻译的《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1986年12月面世算起，十余年间推出了五十多种现代西方学术名著，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等均是中国学界的必读经典。 而“新知文库”面向普通读者，是介绍西方和日本人文科学知识的通俗读物，也曾有非常广泛的影响。“人文研究丛书”则收录青年学人的原创著作，苏国勋、刘小枫、陈平原、汪晖、杜小真、钱理群、赵园等学者最初的重要著作都在其中。
在活动现场，甘阳和三联书店前任总经理沈昌文等人回顾了双方 “一见钟情”的往事。甘阳说，编委会曾经用了一年时间和多家出版社谈合作，结果令人沮丧，因为大家都认为《存在与时间》、《存在与虚无》太过晦涩，连编辑都看不懂。直到偶然被介绍到刚刚恢复独立建制的三联书店，出版工作才上了轨道，“他们选择了相信我们这批没有任何名气的年轻人，我们说哪本书重要，他们就配合出版。”沈昌文先生则坦承自己“违反了纪律”，“当年实在穷得一塌糊涂，我对编委会最大的支持就是给了他们一本盖着三联书店公章的空白介绍信，让他们可以对外使用，宣称自己代表三联。”结果，没几个人能看懂的书出乎意料地大受欢迎，《悲剧的诞生》首印5万册，当年销售15万册，《存在与时间》、《存在与虚无》也达到了当年销售过10万的纪录，学术书掀起这般的狂热，现在已很难想象。
甘阳、刘小枫这一代学者，大多有知青经历，八十年代起踏上学术道路，之后由于国内外局势的变迁、各种分歧以及个人志趣的差异，编委会作为一个民间学术团体在九十年代就已星散。如今众人重新聚首，总不免谈及当年的趣事，那种随心所欲的共同体氛围，带着八十年代的特殊印记。参与翻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刘锋说，“当时主要是好玩，一方面大家一块干点事情，另一方面也是在一块闲聊喝酒，这个才是真正的凝聚力，跟现在在体制下做事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成绩奠定了当代中国人了解西方现代学术的第一块基石，那么随着时代的变迁，八十年代“全盘西化”的激进态度早已成为历史，对于“古今中西之争”更为深入的理解在逐步展开，重新认识西方，建立中国的文化自主性，成为学者们的普遍追求。甘阳说，八十年代初刚进入大学的时候，想要了解西方是“零起步”，三十年过去，今天中国学术界对西方的了解，已经远远超过任何时代。“当年鲁迅提出‘拿来主义’的时代早就结束了，中国学者现在对西方已经有了更深刻的辨别力、分析批判的能力，译介一两个人的作品就令中国学者激动到不行，再也不可能了。中国学术界整体的成熟度，意味着在逐渐形成一个传统，从70后、80后的学者身上，能看到中国学术界的成长。”
学术出版总是与学术研究并肩而行。三联书店前任总经理董秀玉在发言中向学者和编辑们致敬，“三联的学术出版能够持续深入地进行，有赖于学者的帮助和引导，编辑的坚持和推动。”随着九十年代以来局势和学术风气的变化，三联有意识地调整了出版方向，一方面梳理二十世纪中国学界积累的成果，倡导当代原创著作的出版，推出了《钱锺书集》、《陈寅恪集》、“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丛书”（甘阳主编）、“三联哈佛燕京丛书”等一系列作品；另一方面承继“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的精神，出版了“学术前沿”、“社会与思想”、“西学源流”（甘阳、刘小枫主编）等大型西方学术丛书。
三十年一晃而过，一个民间学术团体，几套深入人心的书，彰显着八十年代的魅力，也无言地诉说着它的局限。一次集体回眸，不是为了怀旧的纪念，而是意在梳理学术传统，拓展思想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