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一个国家需要养京派“闲人”

2016-10-24 09:15 千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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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龙网讯 10月22日下午,“民国时期的京派文学”在十月文学院开讲,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老师对民国时期的京派文学形态、作家及义理辞章娓娓道来。

周作人是京派文学的领袖

提到京派文学,就要区分另外一个概念“京味文学”,这是以北京人的日常生活、人生观价值观为主,呈现北京的民俗,市民生活带有京腔京韵的文学,有特殊的语言表达方式,代表作家就是老舍。

除萧乾少数人外,京派作家多不是北京土生土长的,他们是聚集在北京的一批读书人、学者,形成高雅、贵族化的文化群落的现代精神,有历史厚度的世界视野的写作。以周作人、废名、俞平伯、江绍原等为代表,强调审美的静观,追求纯粹的心灵自由,与当时声势浩大的左翼文学形成对垒之势。

“与海派作家写声光电,时髦浅浮的生活相比,京派文学的文风更显深厚,有中国人绅士化的韵致在里面。”孙郁提到,周作人是京派的领袖,翻译过古希腊的文献,在日本读书,认为古希腊文化是超功利的,带有游戏的成分,超出了中国人实用主义哲学,是产生学术的萌芽土壤。

京派作家废名、俞平伯等都在大学里教书,写文章有明代文人的味道,对古希腊文化、十九世界的人文学、社会学情有独钟,“废名的文字背后有历史,能把六朝文化的风骨,及对禅宗顿悟的表达引入文章。”

当时,海派作家张爱玲很关注京派文学的写作,曾在《小团圆》里提到周作人及弟子的写作。连上海杂志《古今》也模仿京派写作风格。

沈从文突破限度 反观乡土

当年,鲁迅在评价京派、海派的论争中就曾说:海派是商的帮忙,京派是官的帮闲。鲁迅认为京派文学有点自恋,有限度问题,不关注中国的底层社会。京派学者、作家常常会夸大自己喜欢学科的价值,在这点上不如左派作家。

“京派文学的魅力就在于把一批有学院梦,书斋梦的文学青年拉到他们的队伍里。”孙郁说。当时,两个京派文学沙龙——林徽因的位于北总布胡同的太太客厅、朱光潜和梁宗岱主持的慈慧殿三号读诗会。经常汇聚京派作家朗诵诗歌,不免带有象牙塔气,在他们儒雅、厚重的背后有点孤单,不能融入当时社会,不像柔石、茅盾等左翼作家关注中国社会的现实。这是京派的局限性。

孙郁认为,当时京派作家的乡村经验是稀少的,而代表人物沈从文在克服这个问题,他最早受废名的影响,在写空灵的花鸟草虫,隐逸在山林里的悲鸣。写湘西人生活的隐秘,没有被污染的人性美,克服了京派不接地气的努力。

作家师陀也对现代文明入侵后的乡土中国的变化怀着矛盾的心态,尽力尝试避开时代潮流,以写乡村中国和平民关怀的题材为主。

敬畏语言 思想超功利

“五四”白话文运动广泛吸收了西方的词汇资源、语法结构。而京派作家认为白话文的表达单调,需要借助文言文。提倡古文、及半文半白的写作方式更体现古人的智慧。

周作、俞平伯把晚明文人写的小品文作为自己的参考,周作人半文半白的写作实践是得到知识界认可的,连郭沫若都说,“几百个人都换不回一个周作人”,听说周作人“落水”很是遗憾。

京派作家讲究“文章学”,是从宋代以来延伸而来,“文章学”最发达的时候是晚清桐城派,讲究辞章、义理和考据,“在外国人的散文引进后,就不讲究中国的义理和辞章,而京派作家在西方文学的影子在里面,很好的融合了这些。”孙郁认为现代京派作家中汪曾祺最懂文章学。

对于语言的敬畏,使京派作家把五四时期提倡的白话文,从浅薄的功利主义引向超功利思想,于是就出现了一批描述现实不激烈,超然于万物之上,且徜徉在象牙塔里,吟诗弄赋的“闲人”。

而这对于当今有何启示?“一个国家需要养这样的‘闲人’,能超越时代话语之上,为时代输送新的思想。重要的学者都是超功利的,为学术而学术,为艺术而艺术,即无用之用。”孙郁说。(记者:纪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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