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后的王子午鼎
修复后的乾隆御稿箱
3. 民间修复市场处于无序状态
“我买入的价格不到十万元，对方开出的修复价格竟然也是这个数。”
尽管人手不足，馆藏文物尚有专业人员保养、修复，那么，民间藏家手里的残损文物应该找谁修复？近些年，伴随民间收藏的兴起，这成为一个愈发难以回避的问题。“博物馆一般不会承接社会上的文物修复工作，主要原因还是自身的活计都忙不过来。”贾文忠说，近些年市面上陆续出现了民营修复公司，不过，由于水平良莠不齐，并没有与市场需求对接上。
这些天，家住望京阜通西大街的卢志永隔三差五就往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跑，他想尝试“聘请”馆内油画修复师给自己帮点忙。原来，他一年前遭遇了一桩倒霉事。家中一幅祖传油画由于保存不善，出现了不少霉点，他特意跑到琉璃厂请来一位民间古画修复师，经过对方一番捯饬，霉点的确不见了，画面也光鲜不少。不成想不出半年，画上就出现大块色块剥落的情形，不仅一万多元的修复费打了水漂儿，画作也难保。
有人担心自己手中的宝贝被生手损毁，还有人被修复公司开出的高额价格所吓退。在圈内小有名气的藏家刘先生在拍场“捡漏”得到民国某书法家的作品，“我买入的价格不到十万元，对方开出的修复价格竟然也是这个数。”为此，他只得放弃修复的想法，坐等新的买家上门了。
“一幅价值百万元的古画，花个几万元修复还能接受，但十几万元的藏品却要数万元修复费，绝大多数人就会打退堂鼓了。”贾文忠介绍说，十多年前他就提出过一个修复费用的计算公式，即根据标的物的估价收取一定比例的费用。“不过文物修复的基本模式都差不多，不会因为你的估价低就少收取费用。”他建议，行业主管部门可以对民间修复机构按照资质等级划分修复范围，可以考虑设立“文物修复大师制度”，“估价高的可以送往那里修，就像在医院挂号一样，你可以选择专家号，也可以选择普通号。”
60岁的于爱平就是上海古陶瓷修复圈的“专家号”，几年前从上海文物商店退休后，她开办了自己的修复工作室。“博物馆可以考虑抽调一部分人力支援民间文物修复，最起码可以组织专家搞一些培训。”她回忆说，二三十年前还经常有各种古陶瓷修复培训班，国内很多从事文物修复的专家都是那时成长起来的。后来由于经费等问题，类似的培训活动已难觅踪影。“现在几乎每家博物馆都拥有近乎相同的专业设备、仪器，事实上，除了极个别藏品丰富的大馆，很多设备是闲置的，完全可以按照某地区出土文物的特色，将某类设备集中一处，建立几个大型修复中心，予以最大化利用。”贾文忠说。
4. 修复师工资曾是院长的两倍
“三星堆博物馆有个修复青铜器的小伙子，单位把他当作重点培养对象，可人家偏偏辞职跑去修空调了。”
国内文物修复人才相当稀缺。贾文忠介绍，老一辈专家有的离世，有的退休，绝大部分已经不在岗位；中青年一代不少人中途选择转行，而年轻一代又因为评职称、待遇不高，没什么积极性。据他描述，二十多年前，受国家文物局和中国文物学会委托，文物修复委员会评出过一份“名师榜”，里面囊括了从事文物修复、保护工作工龄30年以上的老专家共80位，如今名单上的绝大多数老师傅已经故去，其中就包括他的父亲贾玉波。
在贾文忠印象里，父亲那一辈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赶上了好时候。那时北京建了十大博物馆，里面很多文物都损坏严重，需要能工巧匠修复，因此全国有名望的修复人员都集中到了各大博物馆，而且享受的待遇相当不错。“故宫当年从上海请了一位裱画师傅，他的工资是当时故宫院长的两倍。”贾文忠说。
相比曾经的辉煌，贾文忠认为修复行业如今的地位与当年还有差距。“主要还是评价体系变了。当年是看谁能把活儿干好，现在基本上是以职称为导向。”在他看来，修复人员在博物馆体系里属于最基层，“从最初设置的‘修复工厂’就可以看出来，是‘工匠’身份，评职称当然会落在科研人员后面。”他说，“都说新闻编辑是‘为他人做嫁衣’，好歹在新闻版面上可以署名吧，你可曾见过修复好的器物与哪位修复人员的名字相关联？”在他看来，那些凭借高超技艺修复好了诸如《清明上河图》这般国宝的，却并不能被当作成果，必须得发表研究文章。为此，文物修复委员会推出了一本名为《文物修复研究》的学术刊物，专门消化同道中人的发稿需求。
原本就人手紧张的修复行业，却一再陷入人才流失的境地。“三星堆博物馆有个修复青铜器的小伙子，单位把他当作重点培养对象，可人家偏偏辞职跑去修空调了。”年过七旬的杨晓邬被誉为四川文物修复“第一人”，三星堆出土的成百上千件青铜器，一大半是他修复的。在他看来，这种现象最直接地反映了行业的无奈。“我们看得见大量国宝，却往往忽略了修国宝的人。”王琛是河南博物院文保中心传统技术研究室主任，尽管修好过河南博物院“九大镇院之宝”之一的“云纹铜禁”，只有高中学历的他依然只能被评为中级职称的技师。
北京联合大学是本市较早开设文物修复专业的高等院校，据该校应用文理学院教授顾军介绍，由于缺乏师资，学院设置的多个文化遗产类实验室，利用率很低。他建议，院校聘请人才应当突破以学历为主要依据的规定，以实际需要引进。
“与中国的稀缺状态不同，文物修复在西方已经成为一个社会性职业。”詹长法建议，中国也应该鼓励更多的能人通过一定准入制度参与到文物修复当中，促成修复师的职业化，或可打破文物修复的人才瓶颈。
延伸阅读
文物“中西医”话语权之争
秉持传统修复的人就像中医，“望闻问切”一环不能少；倚靠科技手段的人如同西医，需要动用X光手段作检测。由于双方坚守的文物修复理念不同，而让国内外专家长久陷入话语权之争。
西方文物修复理念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即可辨识性原则。具体而言，是指修复部分与文物本体应该有所区别，远观不致导致整体不协调，近观则应能肉眼辨别出修复痕迹，因此，在国外看到文物修复品打着“补丁”，当属见怪不怪。而“修旧如旧”的准则，如同悬在国内文物维修师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追求的是修复品无限接近原作。
据贾文忠介绍，中国传统修复技艺上的修复，系美术修复、陈列修复和考古修复中的美术修复。比如，书画修复和陶瓷器修复在补全的基础上，还会以做旧、全色作为修复的终结；青铜器修复最终也会以作伪锈而告终，对修复补配好的部位从里到外都要做上锈色，加以掩饰修饰。如此做法，无非是让修补复原之部位与器物本体部位“浑然一体，补处莫辨”，进而让参观者无法识别到修复痕迹。事实上，这一高超技艺历来还被用来衡量传统修复技师的水平高下，往往也是修复技师安身立命的法宝和绝活儿。但是，如此绝活儿在西方修复者眼里，却被认为损坏了文物本身的原真性，会给观者传达错误信息，故而将其称为“过度修复”。
用“谁也瞧不上谁”来形容中西方修复界的现状，并不为过。国内修复界对西方修复中国文物的方式也颇有微词。据贾文忠介绍，西方修复人员对金银器和青铜器进行修复时，习惯将器物表面的绿色锈蚀全部除掉，对青铜文物则实行封护处理，但易使其颜色变深。这些在国内的传统修复界看来，都是无法接受的。
贾文忠认为，在与国外文物修复理念保持交流的同时，还要对咱自己的修复理念有信心。他举例说，青铜的东西去锈，用科技手段先进仪器可以做到，可如果碎成一百多瓣，想要修复如初就必须用传统手段了，“尤其对于青铜器、中国书画等中国独有的艺术形式，修复技艺应该尽量用中国传统的方法。我们老祖宗的那套技艺就是建立在他们熟知的材料基础之上的。”
